探寻部分外企撤离中国动因

春节前后，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手表制造商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关闭，微软也决定逐步关停原诺基亚在北京和广东东莞的两家手机生产线。

同样选择撤离中国的外企不止西铁城和微软。细数整个2014年，不难发觉，AdobeAdobe关闭了中国公司，将中国区业务移交了印度公司；松下、索尼、日本大金、夏普、TDK都计划从中国回迁日本；代工企业东莞万士达、东莞联胜、苏州联建、闳晖科技相继停产；优衣库、耐克、富士康等也在向印度和东南亚转移。

与此同时，中国的CPI涨幅低迷了5年，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35个月以来处于下跌状态，而3月1日最新公布的2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则微升至49.9，结束了长达4个月的下行态势。在此背景下，世界知名的外资企业撤离，一时间引发了大批关于“外资撤离中国”的议论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外资真的在大批撤离中国么？都是谁在离开中国？能够对中国造成多大影响？带着疑问，记者梳理出了这些企业离开中国背后真正的原因。

微软：新战略实施自然要调整全球工厂布局

作为IT巨头，微软是在外资撤离中国的担忧中最受人瞩目的企业之一。据了解，微软计划在第一季度之前彻底关闭诺基亚北京和东莞工厂，部分拆卸下来的生产设备将运往越南工厂以保证在亚洲的产能。本报记者为此曾致电微软，但直至发稿前仍未收到答复。

微软花费了创纪录的近72亿美元，在2014年4月正式完成诺基亚手机业务收购。而当时被微软纳入旗下的诺基亚，在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的强势下，早已不复功能机时代的荣光。去年7月，微软曾表示，要更加灵活地调整手机业务，以适应“移动为先、云为先”的新战略，除砍掉Nokia X系列产品线外，还计划在诺基亚业务线裁员1.25万人。

“微软的这个新战略是以比较积极的态势，主动迎接移动互联化，向着合作、开放走，这是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市场调研机构GFK中国董事总经理周群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移动为先、云为先”正是微软新任CEO纳德拉上任后提出的新战略。纳德拉上任后，“移动为先、云为先”取代了原本的“设备+服务”。从战略的更改上，可以发现微软对硬件的态度已不再像鲍尔默时期那样重视。手机的硬件制造过程难给微软带来高附加值，考虑到中国综合商务成本的提升，微软自然要调整全球工厂布局。在2014年离开中国的另一家软件公司，是9月宣布关闭中国区公司的Adobe。对于Adobe中国的关闭，其中国的竞争对手——国双科技的CEO祁国晟曾向本报记者表示，这是商业模式导致的“水土不服”。在技术、性价比和市场契合度上，国内的产品已经实现了超越；在软件向服务化转型的商业模式下，也没有国内新锐的科技公司更快，影响了运营成绩。

“这些调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正常的。因为企业是经济细胞，细胞需要不断再生、不断更新。有死亡，有新生，这样的更新，经济才有活力。”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向《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

日企：撤离是为防止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

在撤离中国的外企中，日资企业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春节前，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2月初，山东松下电子宣布停产，松下电器电视机生产业务全部撤离中国；1月7日，日本大金工业公司宣布将把投放日本国内市场的家用空调生产从中国迁回日本的工厂；夏普则计划推进液晶电视和冰箱生产线向日本迁移；TDK预计也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日本的工厂。

业内纷纷揣测，如此庞大的撤离队伍意味着日资企业或许正在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回应称，部分日企确实关停了个别工厂，但是总体上看数量是有限的，属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整体上日资企业对华投资还是增长趋势，并没有出现日资企业全面退出的情况。

周群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日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比较厉害，导致日资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成本大比例提高，这是很多日资企业撤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自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3年来下跌超过30%%。

卢进勇则认为，日资企业的撤回，一方面与我国综合商务成本（包括劳工、土地、租金、环保、运输、水、电等成本）的提高和日本国内生产成本降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战略有关。

“它（日本）国内的产业不能空心化，要考虑到国内有一定的制造业来促进就业。目前，像美国和日本政府都制定了再工业化战略、海外企业回流战略等，对于日资企业回归国内有一定吸引。”卢进勇向记者表示。

代工企业：候鸟型产业部分飞走属于正常现象

离开中国大陆的还有那些代工厂。2014年12月，我国台湾第二大触控面板生产商胜华科技在中国大陆的三家工厂——东莞万士达、东莞联胜和苏州联建相继宣布停产。2015年1月份，苏州闳晖科技也被媒体曝出已经停产。

这一时间引起了很多人对于“中国制造”的质疑。随着国内劳工成本、土地、租金、环保、运输、水、电等各项费用的上涨，中国似乎已经不再是最理想的制造基地了。包括优衣库、耐克在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建厂的目光转向了印度、东南亚等综合商务成本更低的地方。

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设备屏幕供应商之一，港资企业伯恩光学是苹果最大的手机屏幕代工厂。伯恩光学研发部副总裁李青山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坦承：“目前手机代工、加工业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微薄了。”

不过，在周群看来，目前一些外资代工厂的撤离或停产，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面临着很大危机，不意味着代工加工业已不适合中国，只是行业增长放慢，原来隐性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单纯地从劳工成本、生产成本等方面来看中国代工业是片面的，中国在生产制造的配套体系方面非常完备，是目前其他的国家或地区所无法超越的。”周群认为。

卢进勇表示，随着国内综合商务成本的提高，以及中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的取消，有一部分外资代工加工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缅甸、拉美、非洲等地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太过紧张。

“离开中国的企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这种产业叫候鸟型产业，投资环境较好的时候就留下来，不太适合的时候它们就离开了。所以，转移是候鸟型产业的规律，有一部分关门、一部分飞走，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正常现象。”卢进勇向记者解释。

英特尔：对中国的投资为何非常有信心？

中国真的在丧失吸引外资的能力么？其实并不然。从数据上来看，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在2014年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是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已连续23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这些外资更多地流向了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有大量持续的外资进入。

“目前，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优势也上来了，制造业确实有些弱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常表现，是一种外资结构的优化，新的战略布局调整，”卢进勇向记者强调，“瞄准便宜的综合商务成本的企业可能会选择转移，但瞄准中国市场的这些企业还是要扩大投资，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

典型的企业之一是英特尔。2014年9月，英特尔向紫光集团旗下的芯片设计企业投入了90亿元。同年12月，英特尔宣布将在未来15年投入16亿美元全面升级成都工厂，并引入英特尔最新的“高端测试技术”。除此之外，英特尔还在中国设立了总额为1亿美元的“英特尔投资中国智能设备创新基金”，专门投资重点科技企业。

“我们在中国区的布局，是除美国之外比较全面的布局，涉及到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30年来一直不断地有不同类型的投资。我们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创新能力和发展方向，对在中国的投入非常有信心，未来还会继续投入。”英特尔中国公关经理沈美云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除英特尔外，三星在西安投资70亿美元的我国最大单笔外商投资项目的半导体工厂于去年5月投产；医药巨头美国强生公司2014年在上海设立了亚太创新中心，下辖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三个研发分部；而受去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和国家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的影响，SK海力士、德州仪器等诸多半导体公司也在不断向中国加大投资，抢占中国市场。

“离开的这些企业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他们往往是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也要重视，要注意它们对其他企业的连带影响，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我们对候鸟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多吸引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进来。当然，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还是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中国利用外资、引进外资是不会停滞的。”卢进勇向记者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