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鲍莫尔病，数字技术的作用肌理及误区

最近，“鲍莫尔病”引起全社会关注。刘鹤副总理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指出，互联网不断拓展新边疆，已经对产业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互联网发展跃升到全面渗透、跨界融合的新阶段，数字技术深度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为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什么是“鲍莫尔病”？

“鲍莫尔病”是一种经济现象。美国的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注意到，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后，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其生产效率提升缓慢。如果一个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但服务业的生产率又会不断放缓，那么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归于停滞。

因此，要让经济持续保持增长和活力，就必须打破“鲍莫尔病”，让服务业也能实现生产率的增长。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陈维宣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鲍莫尔病”主要是指宏观经济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的进步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低的停滞部门之间的非平衡增长，它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进步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保持不变，但进步部门的不断增长而导致停滞部门的不断萎缩甚至消失，第二种是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持续上升，但劳动力持续由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并因此导致宏观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的经济模型成功解释了上世纪各主要经济体产业变革的趋势和规律，同样对当下数字经济时代的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亦足以鉴。

嘉兴学院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执行院长文雁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进步部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支撑和未来希望，“停滞部门”则需要转型、升级、改造。

“在美国其制造业、农业都高度集约化、规模化，是进步和先进的部门，其类比的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而在中国农业和传统服务业的效率显然是赶不上制造业的。”吕本富表示。所以他更倾向于用该模型来看待中国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中国制造业依赖技术进步不断效率不断提升，而农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相对缓慢而停滞。

陈维宣表达了与吕本富一致的观点，“目前来看，‘鲍莫尔病’不仅存在于服务业部门。观察近十年来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三大产业中制造业的生产率最高，服务业次之，而农业的生产率最低。一方面，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流向制造业与服务业，但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成果向农业部门的回流则相对较少，挤压了农业的生产空间，并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这都是‘鲍莫尔病’的表现形式。”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郭继军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他认同鲍莫尔所谈及的产业变化、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趋势的背后逻辑，但并不认同其所谈及进步行业与停滞行业的划分和类比，比如将服务业归于效率停滞，事实上，今天的服务业的技能内涵、表现力、效率等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

太极股份总裁肖益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鲍莫尔病”本质上反映的是产业部门的不均衡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提出主要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即伴随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由于其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经济将会放缓或陷入停滞，这在发达国家已得到验证。时空转换，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鲍莫尔病”更多体现在实体经济和消费互联网之间，资金和人才大量涌入消费互联网，成本越来越高，泡沫越来越大，而以制造业为代表、亟需创新驱动的实体经济却面临“失血”的困境，成长空间被严重挤压。

数字技术助力破解“鲍莫尔病”

要解决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的进步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低的停滞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问题，数字技术可以发挥极大作用。

“按照鲍莫尔模型，第三产业服务业很难做到生产力倍增，带来GDP大幅增长，因为服务业核心依靠的是人，而人的成本只会越来越贵。而第四产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的诞生，改变了这样的局面。”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洪小文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洪小文进一步谈及服务业中公认的两个“最贵”行业——医疗和教育。在教育方面，虽然一个老师教授一门课程的时长不变，但是有了数字技术的放大效应，可以让更多的学生突破地点和时间的限制，获得同样的授课，扩大了规模、提升了教育生产力。虽然全球只有一个哈佛、一个清华，不可复制，但有了在线技术，可以让更多的人获得与哈佛、清华一样的知识传授。

在医疗方面，目前医疗的费用持续攀升，但数字化技术让人们预知病痛，做好预防就可以减少其后的昂贵医疗成本。从医药的角度看，目前癌症靶向药等高端药品价格高，主要成本是药物的研发成本，因为新药研发需要经历十几年、数轮的临床试验。有了数字技术，可以将大量需要在物理世界进行的试验，先在数字世界进行模拟推演再到物理世界进行验证，从而大大缩短研发的进程。“同样的人力物力，过去十年才能研发出一种新药，今后一年研发十种新药。”洪小文表示，不仅是医疗和教育，对于每一类产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都能带来生产效率的倍增。

陈维宣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数字技术助力解决“鲍莫尔病”的本质是要解决停滞部门的高质量发展问题，重点在于提高停滞部门和宏观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结构变迁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等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其次，数字技术通过产业互联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在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中，推动由传统的面对面的线下模式走向线上，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并提高供给质量，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利用智能工具辅助劳动生产，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生肉眼观察CT检查影像需要5-15分钟，而“腾讯觅影”智能工具最快2秒就能完成AI模式识别，1分钟内可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参考。最后，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与成本，推动创新的涌现，从而促进内生经济增长。例如腾讯推出的云开发低代码平台，少量甚至无需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用户可以通过拖拽相应的功能模块，创建应用，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小白”成为“开发者”。

肖益认为，数字技术可以从两方面助力解决“鲍莫尔病”，即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一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在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实体产业互联网逐渐发力，降本增效，提高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潜力无限，通过创新做成庞大的产业，加速数字产业化，也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数字技术产业本身也存在“鲍莫尔病”

这些年，我们目睹了数字化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大活力，同样也看到各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不一，有的行业数字化转型已经进入深水区，有行业才刚起步。

“过去这些年，互联网企业、互联网技术对于各个产业的赋能的切入点，更多考虑的是‘效率优先’。”郭继军表示，“而互联网发展到今天，进行数字化赋能的选择，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效率优先。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够把数字化导向社会和经济发展更需要的地方。”

以电商平台为例，互联网电商是向社区购这种相对容易、见效快的场景发力，还是向数字化更难但更需要数字化的场景，如半导体和高端制造的交易场景加大发力？这需要重新思考。当互联网的发展走向深水区，当数据成为配置要素，需要更多的深层次的思考。

文雁兵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经济既有刺激作用，也有一定程度的挤压。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改造提升传统行业，甚至是那些举步维艰的、即将消失的行业，这是值得探讨的。此外，数字技术产业内部本身也存在“鲍莫尔病”所呈现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头部企业基于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发展飞速；一些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非常小，如何优化行业环境，让落后者找到成长路径，这也值得探讨。

洪小文认为，起跑点公平是又一个需要关注的维度。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要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无论是反垄断还是数字隐私保护或是推动教育，都是希望营造一个更公平发展的环境，让中小企业发展有同样的起步点，让更多的企业能参与竞争，市场上才能提供越来越多更好的产品，才能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必须要关注人的问题。”吕本富认为，“我们正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利用数字化来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但当我们的农业效率提升、集约化程度提高之后，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怎么办？我们需要系统性思考劳动力的退出问题。”

吕本富认为解决产业升级后劳动力的退出有两个关键：其一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快、加大新技术、新技能培训；其二是引导农村劳动力走向专业服务业市场，比如应对老龄化趋势的保姆市场、专业家政服务市场。与此同时，未来的服务业发展和升级，智能技术技能业掌握也是重要的内容。

陈维宣认为，利用数字技术助力解决“鲍莫尔病”，一个误区是对技术性失业的过度担忧。一些观点认为，数字技术在克服“鲍莫尔病”的过程中，将对非熟练工人和常规工作岗位产生替代效应，导致大规模技术性失业，从而抑制经济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数字技术的就业替代效应在表面看是对非熟练工人和常规工作岗位的替代，但本质上是对具有高度重复性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劳动要素的释放。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阻止数字技术进入这些生产环节，而是要加快将低附加值环节的劳动要素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使他们通过从事高附加值的工作来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从而提高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报酬份额，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洪小文表示，第一、二、三、四产业的演进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们不能对技术性失业过度担忧，事实上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一个人都需要终生学习，我们需要推动技术全民化：要让农民学会操作一架低成本的无人机在农田上空操作，收集并传回数据，在农舍中的智能云和智能边缘学会即时分析，例如哪里是干旱或病虫害的高发区。要做到技术全民化，一是建立一种架构，使大众可以广泛访问和使用必要的工具、数据和技术。同时，将数字技能融入教育，让持续学习成为“新常态”。二是将数字思维和数字技能的教育普及化。让数字思维和技能的教育培训覆盖教育的各个阶段，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能便利和持续地更新与学习数字技能。三是重视传统行业的数字技能在职培训，同时实现数字技术“去神秘化”，降低掌握数字技能的门槛。

肖益认为，针对“鲍莫尔病”，市场机制已然失灵，必须依靠政府加强政策引导，要以能否带来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成效来评判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要支持企业围绕行业知识而不仅仅是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推动实体、数字双突破，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