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贬值无法带动日本制造业繁荣

受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影响，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日元持续跳水。其结果使得以汽车厂商为代表的日本出口企业受益颇丰，2014年的业绩相比2012年有了大幅提升。那么通过日元贬值，日本国内的生产工厂是否重新获得了繁荣呢？事实上，日本的制造业不应为日元贬值而欣喜，其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考验。

贸易收支异常

从1957年1月到2014年10月，日本进口额一直大于出口额，连续多月出现贸易赤字。

从日本1957年1月到2014年10月的月进出口额与贸易收支额可以看出，近年来日本进口额一直大于出口额，连续多月出现贸易赤字。这并非单纯的经济周期变化，而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趋势。

日本在1973年与1979年石油危机时，曾出现了同样持续的贸易赤字。然而，这一次贸易赤字持续的时间远超从前。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日本进口额逐步上升至2008年之前的水平，出口额却一直没有大幅回升。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一直处于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的状态。

再看一下日本代表性的出口产品种类情况：以汽车为主的运输机械一直没有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电子产品的贸易收入在2008年后则大幅下降。

尽管电子产品贸易收支情况恶化，但在各大公司2014年前半期的结算中，除索尼公司外，业绩状况都显示良好，因此大多数公司都上调了整体业绩预期。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国际金融危机后，电子产品公司都采取了削减员工薪酬的对策。因而，这些企业所呈现的收益也并非是来自销售额的提升。

日本8家电子公司（日立、东芝、三菱电机、NEC、富士通、松下、索尼、夏普）在2008年的销售额合计不足48兆日元，营业亏损约为1300亿日元。从2008年至2013年，这些企业有4年都处在净亏损状态，并且这4年间的季度亏损合计达到4.4兆日元。季度亏损不仅来自于持续的业绩下滑，也包括裁减员工、提前退休等费用，以及重新进行资产评估带来的亏损。

与此相对的是，在销售额下滑的情况下，这8家电子公司5年来的收益一直增长。2013年，在销售额仅为46兆日元时，这些公司实现了近2兆日元的营业利润。其主要原因就是员工薪酬等费用的削减。

如果将2008年与2013年每月末的外汇比价平均计算，两个年度的平均外汇比价都为1美元兑换100日元。仅从外汇比价上来看，两个年度并无差异，因此不能把日元贬值作为企业增收的直接原因。

在这种环境下，日本的电视和音响制品被公认丧失了全球化市场的竞争优势，日元贬值也没能改善这一状况。从代表日本家电的电视和音响产品以及相关半导体和电子元件的出口情况来看，2013年电视、音响制品出口数量皆不如2008年。

另一方面，电子元件出口的数量比2008年稍有提高。但在日元持续贬值的2012年~2013年，出口数量基本处于持平。在日本目前占据优势的电子元件领域，很难看到日元贬值为这一领域市场带来了多大繁荣。

手机下滑 汽车低迷

日本电子通讯产品从2007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2008年iPhone 3G发售后，贸易赤字日趋增大。

电视和音响产品出口数量的下滑，只是日本电子产业贸易收支情况恶化的原因之一。电子通讯产业对电子产品贸易收支具有更大的影响，其中包括了智能手机等通讯产品。

日本电子通讯产品从2007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2008年iPhone 3G发售后，贸易赤字日趋增大。随着iPhone逐步占领世界手机市场，日本通讯产品进口额逐年增加，出口额持续减少。这对日本国内相关企业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日本电子产品的销售业绩在1990年达到顶峰后便大幅下滑，但通讯产业的贸易收支在1990年~2006年一直处于顺差状态。直到智能手机，尤其是iPhone的出现，这种平衡被彻底颠覆。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日元汇率下跌，从表面上看，最大的受益者是一直在国外市场占优势的日本汽车行业。但其实汽车业的贸易收支情况自金融危机后并没有大幅改善，这又是为何呢？

直接的原因就是“出口汽车的数量没有增长”。与20年前相比，目前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几乎没有增加。国际金融危机前，日本汽车出口总量要比现在多50%%。金融危机后，出口额便急剧下滑。即便当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汽车出口数量也很难回到之前的峰值。

这其中的影响因素也包括在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大幅升值及日美贸易摩擦影响，日本汽车出口数量大幅增长，国外生产基地无法满足海外市场的大规模增长，超出部分的生产需求转移到国内生产车间。因此，当时的出口数量是数额虚高。日本汽车厂商也从次贷泡沫时期的供需异常中得到了教训，建立起了全球化“自产自销”的生产结构。

很难说日元汇率下跌会不会给日本汽车产业带来繁荣。因日元贬值带来的能源成本上升，反而可能给国内汽车生产带来更大打击。日元贬值很可能导致日本制造业陷入另一重困境。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汽车零部件”出口的增长趋势。虽然汽车成品出口额没有增长，但汽车零部件的出口数量目前已经远超过去的最大值。其增长原因包括出口产品多为汽车核心零部件，以及日本中小汽车零件制造商在国外开厂难等。这种“汽车零部件出口数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或许能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前景。

以汽车制造为例，将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放在日本国内生产，其他部分放在距消费市场更近的工厂进行生产组装，主要原因是各国对汽车不同的安全标准要求和汽车成品的高运输成本。“重要零部件由国内制造，汽车组装则放在消费市场附近进行”的出口模式，目前已成为日本汽车产业的常态。

然而，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范围的扩大，这种汽车生产模式有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甚至有人提出，今后或许“无需再由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汽车组装”。

日本制造业生产模式亟待转变

日本国内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高于其他国家，但其效率与数量却远不成比例。

仅就目前的数据来看，日本毫无疑问是工业机器人大国，在制造业上也拥有自动化生产的竞争优势。然而，日本的制造业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

笔者曾参观过一家有相当长历史的日本工厂，自动化水平极高，整个车间几乎见不到一个工人。但工厂负责人却表示：“由于泡沫经济时期在自动化方面投资过剩，事实上目前的生产只能在当前设备限制下运行。”

这家工厂在同类企业中业绩良好，在股市中也被看为“绩优股”。即便是这样的绩优股，也因为过剩的自动化投资受到限制，导致企业生产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弊端在率先引进工业机器人的其他工厂中也很常见，即便日本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高于其他国家，其效率与数量却远不成比例。

笔者曾走访过大量工厂，发现无论自动化程度有多高，车间生产也不能完全脱离工人运转。但工厂通过发展自动化生产，人工成本确实大幅减少。因此，一旦自动化生产被普及，决定自动化工厂选址的决定性因素便不再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是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稳定且低价的水、电等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廉价的劳动力已不再具有吸引力，随着生产基地趋于建在基础设施完善地区，发达国家将更具优势。日本可以学习特斯拉公司，将电动汽车的组装工厂以及大型蓄电池生产放在国内。最近，美国也的确出现了“制造业回归国内”的趋势。

这样考虑的话，如果中国台湾鸿海公司将生产过程自动化，那么组装工厂最合理的选址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连智能手机使用的中小型液晶屏，也开始考虑将生产工厂设在美国本土。这些或许就是2005年后，美国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大幅增长的原因。

不可否认，日本的制造业如今仍保持着优势地位。但在这股制造业回归发达国家的趋势中，国际的竞争环境也在改变。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很有可能改变目前的产业链。

过去制造业中的组装过程一直依赖于新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因此投资资金不断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但随着今后制造业逐步回归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资金需求将变得更强烈。

结果可能导致发达国家货币升值，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贬值。尤其在美国，一旦制造业全面回归本土，将导致资金需求旺盛，货币利率增高。从而彻底形成美元升值，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贬值的结构。

作为发达国家，日本为摆脱通货紧缩实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了日元贬值。假设日本今后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和日本的利差维持不变，将形成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结构。然而，在出口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日元贬值只会对日本生产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日本制造业不应为日元贬值而欣喜。事实上，他们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