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观点丨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全方位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以数字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数字经济新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被进一步激发，以应用新技术、探索新模式、培育新业态化“危”为“机”的意识显著提升，但同时也深受“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问题困扰。4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深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聚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打造大中小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协作融通的数字化产业链，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对于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方案》坚持问题导向，直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痛点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在经济下行和疫情施压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进入生死存亡困局，亟待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突围”，但也因为理念、技术、管理、资本等约束推进不畅、转型受困，成为数字化转型大军中亟待“帮扶”的群体。

数据决策思维欠缺，路径依赖“不会转”。一方面，中小企业较多用技术思维推数字化，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新技术盲目推崇，惯于数字技术解决单点单环节应用问题，对于“用数据做决策”从观念上接受到在经营中具体采用还有待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种类数量庞多，反映到数字化转型需求亦是“千企多面”，模仿或照搬他人经验无法解决自身实际痛点。

数字运营模式不明，成本约束“不敢转”。数字化转型是系统性、长期性、高投入工程，成本与收益在何时、何种程度上达到平衡难以准确界定。同时，中小企业也缺乏充分的数字平台或数字业务运营经验，在如何选择技术平台、变革业务流程、培育商业模式方面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形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采购、建设成本，以及无形的路径选择、经验学习成本不断叠加，使得转型投资回报压力倍增。

数据管理能力偏低，基础薄弱“不能转”。中小企业不仅数字技术掌控能力不足，在数字化组织建构、规模化数据管理等方面亦是力不从心。中小企业领导者集权、家族化管理现象普遍，较少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职能分工、业务流程不严密，与高度自治的数字化组织管理需求难以适配。此外，我国企业数据管理能力普遍不足，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等管理工具普及程度不高，中小企业更无前车经验可循。

二、《方案》“三位一体”施策，明确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发力点

重视施外力赋能、提升企业数字化新能力。数字化转型涉及理念创新、技术应用、业务重构、组织优化、制度变革等一系列内容，关系质量、效益、成本管理方方面面。《方案》力图调动政产学研用金各方力量，通过“政府补平台，平台做服务，服务促转型”，引导平台企业、数字化服务商等以短期限免形式开放转型资源和服务，以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为支点汇聚公共资源、撮合转型供需方，从政策手段创新到解决方案能力提升、再到数字化方法和工具扩散，全方位赋能中小企业转型进程和创新成长，不同程度地破解制约中小企业转型的“三不”问题。

强调修内力重塑、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战略、业务、组织、人员深度融合，更精准定义用户需求、更大范围动态配置资源、更高效提供个性化服务，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和产业形态变革。疫情期间，零售、教育、医疗、旅游、餐饮等领域涌现出大量在线产品和服务，经历了从“被转型”应对不足到“主动转型”快速迭代创新的转变。《方案》提出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疏通新零售、在线消费等数十种新业态新模式的政策堵点，有助于建立新兴消费市场，帮助转型企业拓展数字化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和价值成长空间，从根本上激发中小企业推动转型的内在动力。

着力聚合力共建、打造数字化转型新生态。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单一企业的数字化，还是整个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的数字化，涉及转型需求企业、平台服务商、解决方案提供商、网络运营商、技术研发机构、管理咨询机构、金融机构等多个主体，需要从企业(点)、行业(线)、区域(面)等不同维度探索数字化转型方法和路径。《方案》倡导建立和加强数字化转型伙伴关系，以产业链全局优化的理念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有助于各主体需求耦合、优势互补、融通创新，形成开放、均衡、普惠的社会化价值共创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和水平。

三、《方案》出实招重实效，需多举措推动落实

鼓励先行先试，优化转型政策支持手段。具有产业特色的地方，特别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承接区等应主动承担引领转型政策创新试点的重要任务。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制定数字化转型整体推进方案，引导资金向“上云用数赋智”普惠服务推广项目倾斜，探索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效政策，在数字“新基建”共建共享、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虚拟产业集群(园区)等方面加强试点，打造区域数字化转型样板。

创新协同机制，推动转型主体融合创新。探索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实施利益共享措施，促进转型主体间、区域间合作共赢、风险分担、利益共享、价值共创，形成协作融通新格局。依托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畅通数字化服务商与转型需求企业的对接机制，建立技术、资金、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中台等服务全要素自由流通机制，赋能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建设。

开放基础资源，强化转型服务供给能力。发挥数字化服务商主体作用，推进企业级基础设施开放，建设行业级共性数字化技术及解决方案社区，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索多样化的数字化服务资源开放模式，发展核心业务环节数字化服务、平台数据智能分析服务、“轻量应用”“微服务”、“互联网+”融合服务等多类服务，提升数字化转型方案个性化定制实施能力。

发挥各方所长，完善服务转型要素保障。依托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等，开展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攻关，开放线下能力线上配置的新型服务。依托多层级金融机构，探索“云量贷”等融资新服务，构建企业信用监测、产能对接、大数据风控等服务体系，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和效率。依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路径、策略等决策需求，研究发布数字化转型发展路线图和发展指引。依托行业联盟(协会)平台，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需求征集、案例推广、经验交流、产品交易等活动。

作者高婴劢供职于赛迪智库信软所数字化转型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