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支持产业创新财税政策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产业创新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通过分析美国财税政策支持方式，对构建我国扶持产业创新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美国财税政策强力支持产业创新

从财税政策支持领域看，美国强力支持基础研发。近年来，美国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关于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资助不在限制之列，对产业基础研究和竞争前开发活动不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的补贴为不可诉补贴规定，加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美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份额一直稳定在15%以上，2016年为16.9%。2018年美国政府资金研发支持(R&D)总经费约投入1177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289.4亿美元，基础研究经费占政府R&D总经费比例24.6%，为2010年以来最高。

从财税政策支持路径看，美国强化国防投资驱动产业创新。美国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军转民”活动。由于战争原因，美国军事企业多由原本从事民用领域的企业转型而来。在战争结束后，1998年美国宣布“军转民”五年计划，拨款约200亿美元用于军企裁减人员再培训和补助、开发两用技术和开展技术转让等。国防工业研发费用投入一直在美国政府研发预算中占主导地位。2019年，美国政府研发支出预算1567.77亿美元。其中，国防研发支出571.56亿美元，占36.4%。美国国防部亦为军工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其进行现代化改造，采用柔性制造等先进设备。2015年—2017年，美国国防专项合同从2825亿美元增长到3198亿美元，增幅达到13%。

从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类型看，美国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全面。美国《联邦采购条例》规定大于50万美元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或大于100万美元的工程采购项目，23%合同金额必须给与中小企业。美国推出“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EP)”“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NNMI)”等创新计划，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资金扶持。

从财税政策支持方式看，美国税收政策呈现综合性。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签署了《减税与就业法案》，大幅度下调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跨境所得税税率。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新税法规定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至21%，并取消可替代最低税负。在跨境税方面，美国对海外利润汇回可享受较低的一次性遣返税而非之前需统一缴纳的35%所得税。新增“海外无形资产所得税”(FDII)，对来源于境外的无形资产的产品和劳动所得给予了13.125%的优惠税率。该条款将吸引海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回归美国，并鼓励美国本土企业向境外出口相关产品和服务。不难看出，美国税改旨在引导美国企业将海外利润转回本土，返美投资，促进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从财税政策政府引导资金看，美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成熟。美国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政府不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仅提供融资担保和市场监管。资金来源主要由私人投资资本和SBA通过政府信用担保提供的杠杆资金组成。资金运作主要由政府拨款提供融资担保，经小企业管理局(SBA)审批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权益资本和长期贷款。

建议及启示

一是加大财政对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力度。用好《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关于基础性研究资助为非可诉性补贴条款，全面强化基础研发经费保障能力，让财税支持政策作为激励创新的主要手段，重点支持产业基础研究，支持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

二是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充分利用国际通行规则，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推动由以高新技术企业为核心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向中小企业普惠性政策转型。改变现行单一的税收直接减免政策，扩围至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放宽费用列支标准等综合税收优惠。

借鉴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经验，建立中小科技企业专职管理机构和服务网络，负责中小企业担保和再担保管理、技术援助和培训，发展能力综合评估、帮助获得政府采购等工作。加快推进多层次的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创新政府产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降低财政拨款或国有资本数量，改为运营机构提供政府信用担保的形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三是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扩大税收优惠面。参考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及欧美对我国贸易出口企业反倾销调查案例情况，审慎减少专项性可诉性补贴。扩大支持创新企业或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扩大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加大间接税收优惠力度。

四是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借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IC)基金管理模式，建立来自顶层的统一管理机构，强化基金监管后续保障和投资使用效益。同时制定较宽松的资本管制政策，并配套相关优惠政策引导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投资领域，不再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投资。

作者王冉，供职于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