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数字化推动全面升级

图为北京中央电视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工业的领导，改善管理体制，加速广播电视工业的发展，1979年1月1日我国成立了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这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业发展中的一大转折点。我国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我国的广播电视工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形成了有线、无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技术手段并用的广播电视传播网络。到2007年底，全国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87座(其中，广播电台263座、电视台287座、教育电视台44座、广播电视台1993座)，共开办了3760套节目(其中，广播节目2477套、电视节目1283套)，此外还开办了155套付费节目(其中，付费电视138套、付费广播17套)。全国有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6万多座，卫星上行站30多座，卫星接收设施2000多万个，微波线路8万多公里，有线电视网络300多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超过1.5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超过2600万户，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5.4%%和96.6%%。我国广播电视无论是规模总量，还是覆盖人口，都居世界前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广播电视大国。

节目制作：数字化带来新机遇

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广播电视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巨大的市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为了适应“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的需要，我国研制了积木式彩电中心设备、市县用彩电中心设备、小型肩背式彩色摄像机、锁相同步机、切换开关、特技设备、字幕设备以及台标、时钟等配套设备。但是，由于国外产品更新换代极快，特别是小型化、数字化的设备大量涌现，国内集成电路等基础工业落后，国家又缺乏扶持和保护措施，我国产品与国外产品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此困难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坚持自主设计和生产彩色电视转播车，他们和使用部门密切配合，在吸取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攻克了车体设计、密封、空调、平衡、防震以及结构工艺等许多难题，使国产转播车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车内主要设备(如摄像机、录像机等)仍需进口。
目前我国已能生产复合式、分量式以及数字式的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的电视转播车系列产品，同时还扩展了通信车、测量车，以及数字卫星新闻采集车灯多种功能的产品。国产转播车的性能指标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并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八五”期间，我国生产的视/音频切换开关、视/音频分配器、播出控制台、编辑台以及系列化的节目自动播出设备的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广电发射：自主创新形成规模产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了到2000年年末实现全国95%%以上的人口都能听到广播、看到电视的奋斗目标，把扩大广播电视覆盖列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六五”期间，我国在脉宽调制(PDM)中短波发射机、调频立体声广播发射机、分米波电视发射机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七五”期间，我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逐步形成了PDM中短波广播发射机、调频立体声广播发射机、米波和分米波电视发射机和差转机完整的系列产品和系统配套能力。“八五”期间，我国积极采用新技术，重点开发了适应国情的新一代电视发射机、PDM、全固态调频立体声广播发射机和全固态电视广播发射机等。“九五”期间，我国研制开发了DAM（数字资产管理）全固态中波广播发射机、数字音频广播(DAB)发射机、电视发射机，实现了全固态化，还开发了数字高清晰度功能样机系统。“十五”期间，我国研制成功数字调幅中短波广播(DRM)发射机和多频道邻频电视发射设备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波广播发射机实现了从电子管板调机向PDM及高效率、高可靠的全固态发射机的过渡。短波广播发射机实现了从自动板调向PDM等高效的调制方式的过渡。调频广播发射机实现了从单通道向立体声、从电子管向全固态过渡。电视发射机实现了从米波向分米波频段扩展。数字化的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也已研制成功。我国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在满足事业发展需求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自主开发能力的产业。
据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不完全的统计，1981年-2007年，我国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各种类型的广播电视发射机共179247部。其中，中波广播发射机5734部，短波广播发射机694部，调频广播发射机5.5万部、电视发射机和差转机11.8万部。

有线电视：完整的开发生产体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电视机的拥有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居民住宅区出现了受高层建筑的影响而不能很好地收看节目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2年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和国家建设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部分民用建筑中试行安装共用天线电视系统的通知”，立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为创立我国有线电视产业打下了基础。
1982年-1990年是我国共用天线电视系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在政策上引导和鼓励在民用建筑中安装共用天线系统，原电子工业部进一步加强了有线电视设备开发、生产的管理，CATV（有线电视）设备的生产高速增长，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1990年11月，国务院批复了《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有线电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有线电视事业走上了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按章建设、依法管理、有序发展的轨道。
从1996年开始，我国有线电视网进入光纤同轴混合网(HFC)、双向改造、采用数字技术和向综合信息网发展的阶段。2001年年底，我国有线电视光缆干线网基本建成。2002年我国开始进行有线数字电视试点，2003年我国在北京、上海、重庆、青岛等40个城市和6个省建立了有线数字电视示范网，全面开展试点工作。
为了更好地适应有线电视数字化和双向改造的需求，企业开发了数字有线电视的前端设备、电缆调制解调器，开发了光发射机、光接收机、光工作站等光缆传输设备，开发了750MHz、860MHz邻频传输系统的前端设备、干线放大器、分配放大器等系统设备，开发了数字有线电视加、解扰设备、会议电视系统、VOD系统、条件接收系统、可寻址系统及设备、网络管理系统以及各种功能的机顶盒等。
至2007年底，全国有线电视用户超过1.5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超过了2600万。全国已有53个城市和地区建立了有线数字电视新体系，启动了数字化整体转换，有31个城市完成了整体转换，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许多城市在推进数字化的同时，加快了双向化改造，推动有线电视网向宽带、双向、大容量、多功能、多业务方向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有线电视的大国。

卫星电视：“Ku-C-Ku式”曲折道路

我国卫星电视设备的研制工作，走过了一条从Ku波段起步，改由C波段过渡，再转向Ku波段的曲折的道路。
1983年我国组织了Ku波段广播电视卫星体制论证和地面接收设备的研制工作。1984年我国完成了采用PCM（脉码调制）伴音的Ku波段卫星电视接收机样机，进行了接收日本BS-2卫星电视节目的试验，并进行了国产样机测试和质量评价。1985年国家决定推迟使用Ku波段卫星的计划，改由C波段过渡，由此，企业的研制和生产又转向C波段设备。
经过“七五”和“八五”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企业掌握了C波段和Ku波段的天线、高频头和接收机的设计和生产技术，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由于国家限制个体接收等政策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卫星主要用来传输广播电视信号，而未能作为解决覆盖问题的主要手段，从而限制了卫星接收设备的大规模生产。
近几年来，我国卫星电视节目的传输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转换，中央、省和直辖市的电视节目都已实现了数字卫星传输。中央电视台于2003年建立了用于“村村通”的数字电视直播平台。2005年我国停止了各省上星节目的模拟传送。2008年我国发射了电视直播卫星，开展卫星直播业务，这是扩大广播电视覆盖、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村村通”水平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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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事业30年改革历程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首成就，辉煌壮丽。伴随着新闻事业的改革，我国的广播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诞生为第一次裂变标志。
第二阶段：1992年，以东方广播电台成立为标志的“东广模式”为广播第二次裂变标志。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全国各地频率专业化探索和建设为广播第三次改革的标志。
第四阶段：21世纪初，以广电集团的组建为广播业第四次改革的标志。
前三个阶段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由局部某个电台发起，取得成功经验后，全国其他电台纷纷效仿，逐步推广开来；由于我国的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和完善，还不能完全由市场促成，所以广电集团组建工作由行政手段整合而成，属于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中国广电集团化历程中，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为目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制度转轨。如何根据国家广播电视产业改革总体政策，对集团不同频道、不同资源分类定性、分类管理；如何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生命力的微观主体运行机制，是集团化改革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