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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帝”凯文·凯利:大网络时代的蜂群效应

凯文·凯利,“长尾理论”的提出者,《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在硅谷被称为“未来帝”,对未来的认知被《黑客帝国》搬上银幕影响了几代人。


南都周刊记者_小敷 摄影_邵欣




 


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Wired》 )杂志创始主编。


“最后,我不明白这种蜿蜒的结构怎么能把人挡在外面?”凯文·凯利提出疑问,然后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其实我觉得长城更像一个符号,或者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哪怕在当时我也不认为能够起到防御作用。”


12月4日晚上,刚刚游完长城归来的凯文·凯利,在参观了3G门户北京公司后,与该网站总裁张向东在晚餐席上作了这次“闲谈”。


他们是从长城开始聊起的。这是凯文·凯利第一次来中国,他说自己原本设想的长城应该是起伏比较大的,结果因为当天去的是金山岭那一段,而不是在媒体上常见到的八达岭段,有些失望没有见到想象中的长城。


凯文·凯利是谁?或许这是一个不该被提出的问题—“长尾理论”的提出者,《连线》杂志创始主编,“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在硅谷被称为“未来帝”,对未来的认知被《黑客帝国》搬上了银幕影响了几代人……这些激动人心的描述正是说他的。


创办于1993年的《连线》杂志,曾经被视为是新经济杂志的一员,如今证明了它更重大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帮“技术派”,这本杂志崇尚无线技术及数码并长期坚持此道,被大批数码热血青年热烈追捧,文化评论家甚至将此等同于1960年代由《滚石》带动的一代。


年近六旬,凯文·凯利已经卸任主编职务,但他仍被现任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奉为导师。在创办《连线》之前,凯文·凯利是《全球概览》杂志(乔布斯最喜欢的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1984年,他曾发起第一届黑客大会。他的文章还出现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科学》等重量级媒体和杂志上。


12月初,凯文·凯利首度来北京,因为作品《失控》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过去十年,公认最具智慧和价值的一本书。”《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如此评价这本书,这部被誉为对现代和未来社会的“ORACLE(神谕)”之作,初版于1994年,书中前瞻性地提到了许多今天正在大热的词汇: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


“您的问题会不会很尖锐?”面对生于1970年代、中国互联网的年轻总裁张向东的“请教”,凯文·凯利幽默地反问,并边吃水煮鱼,边开始了访谈。


张向东对话凯文·凯利


大网络时代的蜂群效应


张向东:您曾提出技术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智能的系统,这个智能的程度可以达到和人一样思考。我认为智能时代的到来的前提是一个必须全面了解个人信息的终端,手机是智能时代的开始,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凯文·凯利: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台式机、手机或者是其他移动终端,都不会成为智能的第一代表物,真正的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大网络,将所有的东西都接进来。包括2005年我跟Google的创始人之一Larry Page谈的时候,我问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当时Larry Page给我的答案是Google创办的初衷就是想做人工智能,那时他们还没有什么能力赚钱。他们的首席技术官是一个AI(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我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是出现在全球网络里,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手机设备里,但是手机的确可以让你访问连通人工智能的接口。我还是强调数量和连接的概念。


张向东:我同意,手机并不能取代电脑。但从接入终端的形式来说手机是最方便的,从用户数据信息来说是比较全面的。


凯文·凯利:对。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人工智能也需要吸取、感知等等这些东西,单纯的一个大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认为像手机可以做这种智能的感知器或者叫传感器,这是非常好的工具,能够把各种刺激传到大脑里来,这样的大脑才有意义,不然大脑是没有意义的。


张向东: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提出的“the one”这个定义,以及您对“the one”的想象?


凯文·凯利:我还是拿蜂群来作比喻,一个蜂群的行为特征,如果从个体的蜜蜂来看是找不到的。但蜂群的整体行为特征又是从许多个个体而来,比如说蜂群拥有的记忆能力,如果我们用某种杠杆衡量蜂群的记忆能力的话,它要比单个的蜜蜂的记忆能力长很长时间。


将来“the one”的这种系统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所有的3G也好,手机也好,连成大网络后会浮现出来完全不同的行为特征。这些东西通过单个的手机设备是无法觉察到的。


信息社会不需要统一的货币体系


张向东:我感兴趣的还有货币问题。在信息社会,我会觉得信息货币比电子货币更让我认可。因为将面临虚拟财富的问题,比如游戏公司倒闭了,游戏里的财产应该是属谁。


更新的问题会出现,比如说如果网络并不是共通的,在某一个网站里积累的信用度和财富,在另外一个网站可能不被承认。您觉得是否应该用信息货币这一类的方式来阐释?


凯文·凯利:其实钱本身在现代就是信息了,比如说我在网上付美金的时候,传一个微码给对方,但并不是付真正的美钞。那么问题就在于,信息货币到底是什么?它跟现有的货币有什么不同?如果要新引入一种币制的话,需要有很庞大的东西支撑它,这是不太现实的。


另外,我们也不需要创建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因为统一的货币体系要面对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通胀,比如说信用的作弊或者是造假或者是滥发货币等等。比如说欧元是在欧元区里试图统一起来,但是已经显示出很多的问题。而且虚拟货币也有通胀的问题,因为这个货币本身是假的,最终它的制造方式和发行是打印或者是怎样,你没法控制。从用户或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也不认为有必要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最后可能需要一种通用的货币,比如说美元黄金这样的,但是不必有一个统一的体系。


张向东:我的下一个问题正是虚拟经济里的版权问题。实际上原本版权法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鼓励经济发展,而现在生产和传播变得越来越方便,版权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障碍。您觉得什么方式可解决这个问题?


凯文·凯利: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没有很完善的版权保护机制,西方要求中国有这些。但是西方要求的实际上是工业时代的那一套东西,我觉得不合适,中国应该采用一套21世纪的新机制,但问题是现在没有现成的。其实我更愿意有人能够发明这样一个体系,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样的网络保护体系更好,而且比工业时代的体系更好。一个要点是以前的版权保护给的时间太长了,人死后几十年都要保护,一点都不合理,无法有效地、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广泛传播才可以刺激后来者创造更多的东西。所以缩短版权保护的期限,这是必须的。


不会再写纸质书


张向东:我非常喜欢中文版《失控》的封面,非常恰当地阐释了您的思想,您认识这个设计师吗?对现在的人们来说,这本书可能太厚了?


凯文·凯利:很遗憾,不认识。你说得对,这个封面就阐释了“失控”的理念。个体是无意识的,群体在整体的失控中却找到了方向。网络带给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这样。


时常会有人在读这本书某一段的时候写信给我,表示他对那段的感觉。尤其是书的前面那一段,有一个场景是一个人在空中飞,那个飞机用“是”和“否”这两个选择来驾驶的。很多人重复读这段,可能今年没读完,明年又重新读一次。


张向东:您的新书《技术到底要什么》也出版了。现在人们的交流越来越现代化,从以前写书变成写博客,再变成写Twitter,会不会以后您的写作也会慢慢变得像Twitter一样?


凯文·凯利:你说的这个未来的趋势,我以后肯定会朝这个方向做,因为这本《技术到底要什么》是我最后一本纸质的书。我12年前也出版过那种很薄的书,那是一个中文版的,关于网络经济的12个规则,我现在已经把这本书的整个内容以博客的方式写出来了。


张向东:您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您与信息世界、与互联网领域发生关系的方式具体是什么?


凯文·凯利:我甚至还在读纸质的报纸,像《纽约时报》,这是我每天都要读的。我还读很多科学杂志、刊物什么的,包括很多科学家发表的那些论文。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两层楼的书架,然后我读很多不同科学家的书。Twitter尽管是很高层次的一种信息化的分享,但我不想停留在表面,希望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从这些读物里挖掘出更多的信息来。


中国的信息文化很强


张向东:您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在对未来的思考上,这个人生方向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为什么自己不做一个互联网公司?


凯文·凯利:我其实早期就已经设立过一个互联网公司,那还是互联网还未兴起时,我做了一个叫做Hotpot.com的搜索引擎。而且我是《Wired》(《连线》杂志)的创始人,以前雅虎的创始人Jerry Yang看过《Wired》的封面,然后互联网的那种文字广告和图片广告,早期的形式是我第一个推出来的。所以说我做这种互联网公司很多年了。我对人们最好的贡献不是在互联网上,我觉得我以更高的层次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探索问题,我得回来的那些智慧跟人家分享更加有意义。我现在的KK网站每年都是赢利的,很小的网站,只有两个人在做,有一个板块是分享一些生活中发生或者是有用的东西。


张向东:我还知道您很喜欢旅行,看到您的个人网站上有很多的旅行照片。


凯文·凯利:因为旅游可以扩大我的视野,增加很多的信息。我在《Wired》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出一些框框来,提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


张向东:你现在已经卸任主编职务,还参与他们的工作吗?


凯文·凯利:我现在的股权已经出售,可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去熟悉写作的这些人,然后每个月至少跟《Wired》的老板碰一次面,跟他交换和分享信息。


张向东: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你对于中国互联网的了解大概有哪些印象?


凯文·凯利:中国本身在信息文化方面很强,即便它在技术上没有超越美国。我相信比较强的这种文化,比如说我出门从来不带手机,你们这边每个人都带手机,人们吸收信息化的这个量是非常强的。正因为此,中国会在以后的互联网时代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跟印度一样,印度也是,科技不是最领先,可是有很多人在渴望吸收和分享信息,其实这是一个力量。


张向东:再问一个问题作为结尾,您是如何拥有这样的智慧?年轻时代是怎么度过的?


凯文·凯利:20岁的时候,我没有去读大学,而是选择了周游世界,直到现在,我阅读大量的书籍,和聪明的人交谈。


[录音整理/王娜、 翻译/Brian Lee博士(3G门户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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