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想我国移动通信市场未来20年

未来20年移动通信技术

探讨未来20年移动通信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对于移动通信发展来说，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供给曲线快速右移的最重要、基础性、长期性的驱动因素。因此，在分析未来20年业务产品和竞争监管之前，从产业经济的视角来探讨未来移动通信技术显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移动通信网络在向“泛在网络”或者“无所不在的网络”演进。从网络架构上来看，“泛在网络”范围远大于传统有线网络或者无线网络，更多的是将原本不属于电信范畴的技术，比如传感器WSN技术、标识RFID技术等各种近场通信NFC技术纳入其中，从而构建起一个真正的无所不在的网络。显然，“泛在网络”是一个综合体，既包括固定移动融合FMC的接入网络，又包括IP多媒体系统IMS及其演进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基础性网络；这种基础网络上层拓扑结构，可以是客户服务器等有中心模式，也可以是P2P、Ad hoc等无中心模式。
第二，移动通信带宽将越来越宽、单位成本将急剧下降。随着FMC技术发展，人们将不再关心接入技术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感觉不到使用的是哪种技术，只是感觉到自己一直在移动通信；业界也不再谈论移动对固定的替代效应，因为上层技术全部是IP化、分组化，底层则是FMC化。但是，移动通信带宽将越来越宽，成本将越来越低，而通信质量QoS将越来越好。
可以理解的是，“泛在网络”除了解决随时随地任何人之间的通信外，还解决人与机器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可以预见的是，“泛在网络”将提供兼容多种固定与无线技术的FMC融合接入网络，而且还可以无缝切换；可以想象的是，“泛在网络”将突破现有的终端技术，除了融合计算机、消费电子和手机的3C终端之外，只要是嵌入了NFC芯片，都将成为移动通信的主体。
可以断言，20年之后“移动通信”一词将成为历史，正如现在的“电报”、“BP”等。而所谓的“泛在网络”或者其他什么网络将越来越易控，通信终端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将越来越智能化，甚至直接和我们的大脑对接。

未来20年移动通信业务

在技术及供应、需求的驱动下，未来20年移动通信业务将加速向IP化、多媒体化演进，并进一步加速通信业务与互联网业务之间的融合汇聚。由于互联网希望通过在Internet结构中增加部分的控制能力，而电信界则乐于引进IMS、FMC等技术来提供传统的话音和新兴的数据业务。目前看来，这两个不同出发点，各自催生了两类融合性的业务：移动互联网业务、移动增值电信或者移动信息服务SP业务。
由于移动通信带宽不断提升而价格不断下降，以融合语音、视频的即时消息IM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通信平台，将极大地冲击传统的移动电话市场，电话业务将打包并近乎免费。同时，由于移动支付以及其他电子支付手段的发展，移动信息服务SP将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个性化的互联网业务。
不仅如此，Web N.0商业模式将不断发展，大量的用户将与互联网企业分享利润，从而产生一种新兴的内容产业，主要表现为草根类、互动类的业务，正如目前业内所谓的“用户产生内容UGC”。UGC业务之所以将大行其道，根源就在于网络经济和体验经济这两大效应。网络效应体现在：加入社区的用户越多，产生的内容越多，每个用户得到效用也就越高。体验效应体现在：虚拟世界更多地满足了社交认可、自我实现的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在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及社交需求等之后，社会认可和自我实现需求就成为主要的需求点。
上述融合性、个性化的种种移动通信业务，将随着手机终端发展而不断演进。也正是因为技术持续进步和革新，带来了手机的芯片、显示屏、电池等主要元器件的成本大幅降低，容量以及处理能力得以急剧提升和放大。可以略微夸张地说，手机将成为无所不包的科技怪物，将不仅是通信工具，还可以是钥匙、钱包、电脑、电视机，可以是教室和医院，甚至还可以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

未来20年移动通信竞争

首先，未来的移动通信产业在我国市场经济渐进改革的积极推动之下，其产权结构将持续走向多元化；民营、外资都将成为产业产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产权深化改革主要体现在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方面。未来20年，产权与企业改革将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其次，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的竞争结构将充分市场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市场的准入政策将进一步放松，很可能不再实行业务经营许可管理模式，或者仅仅在具有瓶颈效应的接入网络和无线频率资源等环节有限地实行。二是，产业链分工协作进一步细化，垂直市场将具有非常明显的分层演进趋势，网络和业务将进一步分离。随着移动通信竞争结构持续改革和调整，不论是水平市场还是垂直市场，占市场优势地位的移动通信企业的市场力量将不断减弱，市场的潜在可竞争性将不断增加。另外，在网络和业务层面，电信、广电条块分割将进一步被打破。所谓的三网融合，并不是广电、电信两者的利益之争，而是向以IP技术为主导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进而向信息服务大行业演进。
再次，我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行为将日益复杂，市场监管将向专业型行为监管模式转型。在“外科手术式”重组以及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竞争结构将逐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正在跨入“后结构性阶段”。因此，市场监管面临着如何转型和深化的巨大挑战。从法理分析与国际比较来看，由于具有自然垄断、国计民生以及技术革新频频等属性，在“后结构性阶段”，相对独立的市场监管机构，需要进一步融合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反垄断等职能，重点需要转向如何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通信市场国情，从紧迫性、重要性和缺失程度来看，应该重点研究并监管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与显著市场势力SMP的行为，卡特尔合作行为和垂直市场约束行为等。预计在未来3G商用之后，层出不穷的市场竞合行为将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比如异网漫游、站址与设施共享、层间竞争与转型一体化等。其中，网络与业务之间的层间竞争与转型一体化，将是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阶段，在技术革新与市场开放的双重作用下，与固定网络通信一样，移动通信也将面临转型的问题，即如何转型为综合信息服务企业。所谓的综合信息服务，除了通信业务之外，还将包括互联网信息业务、集团ICT业务、移动信息业务及其平台业务等。
层间竞争与转型一体化，将给监管者带来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市场监管需要积极支持移动产业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监管还需要保护产业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因为，拥有移动接入网络设施的大型移动通信运营商，可能对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产生挤压，从而破坏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总之，市场的竞争与监管，需要达到降低新技术的扩散成本、增进消费者的福利等多重目的。未来20年，移动通信产业的产权改革将进一步深化，竞争结构将进一步调整并市场化，而竞争行为将进一步复杂化；未来20年，如何调节移动通信层间重构与垂直市场的约束行为，促进产业集群的和谐、协同发展，将成为市场竞争与监管转型的重要方向。